做贼一定心虚不要怕他们！

  春节将至，广州市第三汽车公司的反扒队员面对一年中最繁忙、最危险的一个时期。这支反扒队自成立以来，涌现出不少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响当当的人物，郭福祥就是他们中的一位——

  春节将至，《天下无贼》还未退出人们的视野，公交线路又成为贼们大捞一笔的“热线”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对于广州市第三汽车公司的反扒队队员来说，在一年中工作最繁忙，危险也最大。

  三汽公司反扒队自成立以来，涌现出多名响当当的人物，其中甘榕立、郭福祥、苏惠强曾分别多次荣获广州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、中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、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、广东省“十大”杰出青年等多项荣誉称号，为维护社会治安作出了贡献。

  近日，记者走进三汽公司，走近反扒队员郭福祥，以深入了解“反扒战士”的工作及其内心世界。由于工作的特殊性，郭福祥不能以真面目面对媒体的镜头，他只是每天默默地干着相同的工作——捉扒手。也许，他曾经就在公交车上与我们肩并肩站着，但我们却从未留意过他的存在。

  大概每一位反扒队员都像他一样，始终处在矛盾当中：让扒手恨得咬牙切齿，让亲人担惊受怕，却经常不被事主理解。只有同事是他的“战友”。上班时间，他不外乎坐着公交车在城市里兜圈，四周张望，寻找目标。他没明确的目的地，哪路车人最多、最挤、最忙，他就往哪里去。过着没有规律的生活，晚上十点多钟吃晚饭是家常便饭，无论自己出门还是跟家人一起，都会想方设法抓贼，因为抓贼已成为一种习惯……

  郭福祥：那时23岁，刚退伍，正考虑出路。后来看到三汽公司的招聘广告，就去应聘了。那时还不知道有反扒这个行业。当时还有一个选择，到汽车站场里看车。因为在部队习惯了跑跑跳跳，整天坐着也不舒服，以前在部队也是干差不多性质的工作，所以最后选择了反扒的工作。

  郭福祥：事实上，当兵期间也经常要做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。第二年当通讯兵的时候，每天要背着40多斤重的电线电话翻山越岭，所以现在无负重跑起来是游刃有余。当时老兵需要3分钟完成、普通人5分钟勉强完成的一百米障碍跑，我得了1分50秒的优秀成绩。跑得快，才能捉到贼啊。

  记者：据说三汽反扒队成立9年来，抓获了1800多名扒手，你是功臣之一吧？

  郭福祥：我亲手抓获的有300多人，加上配合同事抓获的就有四五百人了。最高纪录是在刚参加工作时，一天在火车站捉了7个抢首饰的贼，百分之百的命中率。刚工作时一心只想捉贼，便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。抓到贼后，我就会把详细情况记录下来。工作至今，我帮市民拿回来的财物有十几万元。不过贼越来越难捉了，我们要想新办法对付。

  现在的扒手一个比一个狠，身上都带有长短不一的刀。前段时间一个同事被捅，缝了十多针。

  郭福祥：捉贼不是一个人的行动，而是集体行动，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事。所以，好的反扒队员一定要准时到位，有时间观念。一人迟到了，就会耽误整个集体的工作。我是军人出身，守时已经是一种习惯，如果万不得已要迟到几分钟，也会先打电话告诉同事，让他们心里有数，好安排工作。“耐性”也很重要，要耐得住饿、渴、烦。不能烦了就请假，渴了饿了就离开岗位去买水买吃的。捉到贼后，还要耐得住他们的“糖衣炮弹”。

  郭福祥：我们的工作几乎都在公交车上，有时候也在公交车站。有些扒手乘乘客上车时在后面作案，我们要在公车站埋伏好等扒手上钩。工作绝对没规律，没固定时间，也没固定地点。扒手到哪里，我们就跟到哪里。

  郭福祥：通常早上五六点起床，晚上九十点才能回到家。你说累不累？一般上班族七点坐车，我们就得七点前到位观察。幸运的时候，一个小时就能捉到扒手，然后到公安部门做笔录，最快也得十点多钟才完工。因为总是没时间吃早餐，有时下午四点才吃中午饭，经常晚上十点钟才吃晚饭，很多同事都得了胃病。想想看，晚上十点多吃的晚饭，直到第二天下午四点才吃第二次饭，那是什么状态？很难得能在家里吃饭。年末到了，我们的工作就更紧张了，各大批发商业市场周边布满了扒手，等着我们去捉呢。

  郭福祥：现在的扒手一个比一个狠，身上都带有长短不一的刀。前段时间一个同事被捅，缝了十多针。我们徒手捉贼，所以手上也是小伤不断。不过，捉贼的时候总是全神贯注，想方设法捉到手，拿到证据。要知道，捉贼的过程是很短的，就那么几秒钟的事情，根本没时间让你考虑怕不怕的问题。不过，事后回想起那些惊险的场面，还是都会后怕。

  捉贼其实挺刺激，挺有乐趣的。自己每天回到家，才感觉到骨头都像要散架了一样。

  郭福祥：轻松！没发现目标的时候，人总是昏昏欲睡。盯上目标，但又没捉到之前，心里很紧张，压力很大。这样的一个过程总是比较漫长，有时一盯就是几个小时。眼睁睁地看着贼已经把手伸进乘客的包里，却又被警觉的乘客吓跑了，心里可着急。当顺利把扒手捉住，拿到证据，一拍手准备把他带到公安机关的那一刻，是一种很兴奋的感觉，终于放松了！那感觉就像中大奖一样开心，只觉得肚子也不饿了，浑身都是劲了。捉贼其实挺刺激，挺有乐趣的。自己每天回到家，才感觉到骨头都像要散架了一样，累啊。或者也就是这种刺激、兴奋感以及乐趣，让我们感到不累，反而很有成就感。

  郭福祥：从我的工作的角度来说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常常花很长的时间来盯一个扒手，一旦乘客警觉，把他吓跑了，我们就没有证据，没法将他绳之以法了。几个小时的努力白费了，扒手依然逍遥法外。我认为，法律才是对犯罪最好的处理方法。我曾经捉过一个扒手，1976年时他就因偷东西而被民兵小分队捉去劳教。前年他又被我捉住了。他整整偷了将近30年啊。这样的人，还是让法律来帮他吧。

  记者：你有一双“捉贼眼”，能看见其他人眼中隐形的贼。“满眼是贼”的生活会不会感觉有点灰暗？

  郭福祥：多少会有一点。很多时候市民也太粗心大意了。在我眼里，扒手是无处不在。过去没有成立家庭，还没有太深感触。现在和家里人出去逛街，眼看自己身边就有贼，不免小心翼翼。一旦有事，我是能跑得快的，但家人怎么办？

  郭福祥：不上班的时候，会陪家人逛街。但逛街时也会留意哪个地方扒手多，然后回到单位和同事商量，以后工作时就对那里多加留意。平时只要路过公交车站，都会习惯性地四处望。

  郭福祥：通常一上车四周一望，就能和扒手对上眼，大家都对彼此的身份心照不宣。他们了解我们上车了，也会尽快溜掉。由于曾经被某家电视台报道过，知道的人就更多了，麻烦也多了。一次在208路车上捉到一个扒手，他还威胁我：“我认得你的，上个月才上过电视，下车我就拿刀捅死你！”也曾试过早上才把扒手送到公安部门处理，下午吃完饭又发现他作案，再次亲手把他送进派出所。许多职业扒手有固定的作案线路，大家“面熟”也是在所难免的了。

  郭福祥：很难说。有时在把他们送到公安机关处理的路上会和他们聊天，对他们的了解就更多了。曾经有个扒手告诉我，他和我一样，过去也是当兵出身的。我听了感觉就很复杂：生活条件造成人不同的际遇。有些扒手本身并不坏，因为是外地人，语言不通，找不到工作，生活所迫只好去偷了。也有的本身就是受害者，被人骗钱或者被强迫去偷。善良一点的扒手一旦被发现，很多都会主动把赃物给回乘客。捉到这样的扒手时，我心里其实蛮同情，但他们既然犯罪了，还是得接受法律的惩罚。

  郭福祥：职业扒手。这些人以偷东西为职业，很多是为了吸毒、穿名牌衣服等奢侈的生活享受而做扒手，好吃懒做。有些可恶的扒手抓着赃物还嘴硬不认，说是拣到的；有的甚至还反咬我们一口，反说我们诬陷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是有口难辩。

  郭福祥：很大一部分扒手都很狡猾。前几天还有一个落网的扒手对我说：“拿这5000元去吃饭吧，放我一条生路。”不过被我反唇相讥：“5000块就想收买我？有5亿就差不多了，那才够去美国玩呢。”其实我是拿这个来塞他的嘴巴，如果他有5亿，还需要来偷吗？其实在上班第一天，老队员就已经对我们发出警诫：几乎每个扒手都会贿赂这一招，我们已经有免疫力了。

  郭福祥：当然。家人特别留意执法人员因公受伤这类的媒体报道。如果近期有这类报道，他们就会特别担心。前段时间有同事受伤，所以这阵子家人就紧张。

  我们通常捉了人后还要配合公安机关做笔录，有时会拖到很晚。妻子打电话来问，如果知道我已经在派出所里，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，她知道派出所里最安全。即使是平时，妻子也是一天几个电话，天一黑就会接到她的电话。

  郭福祥：11年了。这11年里只回过4次家。因为扒手多出现在人们上班之前，下班之后以及周末，所以我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，春节休息的时间也很少。父母都很理解我的工作，他们总是叮嘱我要注意安全。

  郭福祥：我知道他们心里不舒服，我也不好过。我们大家都辛苦。所以家人一天几次电话来“问”平安，我一点也不觉得烦。

  郭福祥：这是难免的。每个人都想出来活动，跟家人逛逛街。但如果被扒手认出来，家人就有可能受到伤害，想想后果都有点怕。所以很多时候出来都很小心，毕竟不少扒手认得我。有一次抱着七个月大的儿子出去逛街，在车上看到一个哑巴扒手拉开了一个乘客的拉链，实在忍不住，但又不方便出手，只好悄悄提醒乘客，“小心你的钱包”。

  七年来，我没有吃过事主的一顿饭，甚至连一瓶水也没有。除了他们的一声“谢谢”，我没有别的渴求。

  郭福祥：工作中最开心的时候，就是能平平安安捉到人，并且顺利找到证据，事主很合作地跟我们回去整理材料，事后还说一声“谢谢”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很高兴地去吃饭，真的很高兴。大多数的事主都能理解我的工作，但是，也有不少事主不配合，这让我很头痛。曾经有个被抢了项链的女事主，颈上还留着被扒手抓伤的血迹，却坚持项链不是她的。事后一问才知道，她宁愿损失千把块钱的项链，也不愿意被扒手报复。我们的努力就这样白费了。

  郭福祥：澳门回归那天，我在火车站广场抓到扒手之后，对方突然从怀里摸出一把菜刀迎面砍来，好在我反应敏捷，避开了那一刀，当时和扒手在地上滚了不下十个圈，最终打掉了扒手手里的刀。衣服和裤子都被地上的沙石磨破了。可是，当时有几十个市民围观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，也没有一个人报警。幸亏命好，不然早没命了。

  郭福祥：当然渴望。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一声“感谢”，我就满足了。其实大部分事主还是很好的，当他们知道了我的身份之后，一般都会很尊重我。常常发生的情况是：几分钟前还在误会我，理解以后就“感谢”声不断。不久前，一位事主拿回被扒的2000多元，坚持要请我吃饭，我只好用“下次吧”来婉绝。不过大家相视一笑，会心地感叹，“希望不要再有下次了”。7年来，我没有吃过事主的一顿饭，甚至连一瓶水也没有。除了他们的一声“谢谢”，我没有别的渴求。

  郭福祥：现在的扒手越来越厉害，我们常常得靠女乘客作掩护。许多女乘客就误会我们是流氓。在那种情势下，扒手在不断变换位置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向她们解释，也根本无法解释清楚。面对她们劈头盖脸的指责，起初真觉得很委屈很失望。不过，后来回头想想，她们也是不知情的，不知者不罪。不过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明白我们了。一次我执行任务，一位市民竟然还冲口说出了我的名字。

  郭福祥：是啊。每天一开始工作就和同事呆在一起，见面时间比家人都多。因为是团队合作，我和同事的关系就像“战友”一样，每天出去像打仗一样，但又比打仗好玩多了，大家有说有笑的。我们在该轻松的时候很轻松，该严肃的时候很严肃。只要一发现目标，大家立刻停止玩笑，进入状态，分兵布阵。扒手顺利落网后，大家回头谈论起种种惊险细节，会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大家一起工作真是很开心。

  郭福祥：新队员刚上手时大多数都要到老队员那里讨经验。例如，学会怎样观察，怎样看准证据，怎样保护自身。捉贼有一整套的需要注意的几点，没经验就没法成功。打个比方，抓人的同时要拿到证据，但很多新队员往往会死命拿着赃物，而不顾证据。

  郭福祥：天南海北，什么都谈。不过，谈得最多的还是怎么改进“反扒”技术。现在的扒手越来越难捉，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了。有些是十多二十人的团伙，招数也一直有所更新。我们同事之间便经常研究一些新招数。捉完贼后大家一起吃盒饭的时候，往往最容易出新点子。

  郭福祥：我始终觉得，我的荣誉实际上也是同事一起努力的结果。没有他们，我单独应战是完全不行的。只不过我运气比较好，遇到了一些大案，所以给人印象比较深。

  郭福祥：曾经想过，但现在打算继续干下去。自己还年轻，跑得动，和同事一起也很开心，所以能做就继续做下去了。其实，做我们这一行也有人做到退休的。我们队里就有五十多岁的队员。他唯一的弱点是力量不够，但他经验足，金睛火眼令扒手无所遁形，可以很好地领导大家合作。新队员一来不会观察，二来不会保护自身，三来不懂如何善后。话又说回来，广州每时每刻都在变，每个人都想找安全、舒服的工作，过正常的生活。但在我看来，只要还有力气，我就会继续做下去。

  郭福祥：他会有自己的路，所以我对他没有特别的期望。但是，我一定会教导他见义勇为。每天见那么多扒手，我发现做贼的人一定心虚。很多人因为怕遭报复而不敢见义勇为，但又出于良心而战战兢兢地揭发扒手的罪行。这样反而助长了扒手的嚣张气焰。我的一个战友发现扒手，二话不说，光明正大地给他一巴掌，大声吆喝他蹲下举手。那扒手果然就被吓倒了。贼都是心虚的，要见义勇为，就应该光明正大，管到底。

  反扒明星郭福祥在为上下公交车的乘客的财物“站岗放哨”。 本报记者符超军摄